杏彩体育手机版周总理亲自部署原江苏省长回忆苏北这一重要工程建设

　　1950年秋，在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兼淮委工程部长汪胡桢、中央水利部刘钟瑞司长率领下，淮河入海水道查勘团一行四十多人沿河考察，参加考察的有各方面的专家。

　　1951年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带了苏联专家布可夫来，由安徽省委、淮委副主任曾希圣陪同，沿着淮河，进行了实地勘查。

　　进入苏北后，我带了熊梯云、王元颐去陪。苏北落后、贫穷，消息闭塞，淮河两岸又是淮海战役的战场，有些农舍的墙壁上，战争年代的宣传口号还在那里：打到北平去，活捉傅作义！

　　我大大咧咧地也没注意。傅作义部长要访贫问苦，一头钻进农舍去和农民聊天，布可夫站在门外，指着标语批评说，你们对傅部长太不尊重，明明知道傅部长要来，为什么还留着这个？我这才发现出了毛病，立刻叫行署的公安局长来，派他沿淮河沿线检查，把此类的宣传口号一律刷掉。傅部长巡视完毕，召开了治淮委员会议，回京去了。布可夫留下了，和王元颐、陈志定一起搞江苏的首期治淮方案。

　　1950年4月，淮委工程部提出了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这是治淮的第一个总体规划文件，其中中下游的整治方案，就是布可夫和各地专家一起研究制定的。

　　治淮方略形成后，刘宠光、汪胡桢带了方略应召赴京，由李葆华副部长带往中南海西华厅，向周总理作了详细汇报。

　　有一次我陪他在宝应泡大澡堂子，我向他道歉，说我们这儿条件差，只能这样洗澡。他说：你别听他们吹牛，苏联也穷得很，一样有苍蝇、蚊子、跳蚤。他有时也摆老大哥的架子，那个时候对苏联专家的态度，往往会被视为问题，发生了矛盾，苏联专家动不动就告状，总是国人不对，轻则检讨，重则受处分。 我们之间当然也会有争论，但大家都服从科学，从实际出发，重大决策上都能够一致。

　　在华东水利部和治淮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50年代治淮的总体思路和规划，他是作过关键性贡献的人物之一。吃水不忘掘井人，对于为中国的治淮事业做出实际贡献的外国人布可夫，更加值得纪念。 后来他回国了，时在我念中，不知他还健在否？

　　根据布可夫和王元颐的建议，我们选准了修建苏北灌溉总渠为苏北治淮第一仗。方案经过淮委的审查，报华东水利部。淮委主任曾山同志在蚌埠听取了汇报，召集会议研究。华东水利部几位副部长刘宠光、汪胡桢多次到苏北来考察。

　　华东局通知我，政务院要听取汇报。我带了熊梯云、王元颐，淮委派秘书长吴觉同志一同前往。周恩来总理召集政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听了汇报。周总理对许多工程的细部问题都详加询问，吴、熊、王诸同志一一回答。

　　王元颐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平时待人接物谦和礼让，见到周总理和这样多国家及政府的，更是拘谨，但一说到他们的本行，就如淮河水一样浩浩荡荡，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样子。他们的话比我们更有说服力。

　　当时正值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中央财政和物资的紧张可想而知。有的副总理、有的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事情是应该办的，但是就目前中央提供的实际支持的能力看，规模是不是太大了？尤其是蓄水问题，本来上游就有想法，按当时的国力，能解决防灾抗洪解脱人民痛苦就很是勉为其难了，解决蓄水，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利事业了，能不能以后有条件了再搞？搞这样的工程，用的钱都能铺到香港了。

　　上游有的省的同志也说：我们那儿除涝还忙不过来，你们倒要花钱搞灌溉了？周总理把茶杯往茶几上猛一顿，严厉批评那位同志说：“你的病不改，为什么不好好听听，先分什么你们我们？”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都是积极支持这项工程的，我们当然体谅中央的困难，但作为具体实施者又希望能将工程的效益发挥得更好一点。我也不说别的，只说我们苏北是下游，面对大海，淮、沂、沭、泗四大害河，均要出海，我们有义务敞开大门，让兄弟省泄洪，我们一定办到，具体泄多少，按中央指示办。 会议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一时争执不下。

　　周总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最后拍板说：苏北人民在战争期间，响应党的号召，上去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出了那么多烈士，洪水给你放下海，它够资格蓄一点水嘛！我们应该支援他们……河南上游，以蓄为主；安徽中游，泄蓄兼施；江苏下游，以泄为主，蓄为辅……，苏北五大工程，提得有气魄，我都同意。 要保证八百流量，废除归海坝。 什么叫归海坝？ 水大了马上放水淹人就是了，我们党领导的新中国，这样下去怎么行？

　　他指示我们说：今天晚上就批准灌溉总渠，你们要像搞新沂河那样搞好这条河。 周总理当即批给大米一亿斤，支持灌溉总渠的兴建。

　　傅作义部长为了协调好中下游的关系，还专门请曾希圣夫妇和我们夫妻俩到他家吃了一顿。我们这些从根据地来的土包子，这才知道人世间还真有美味佳肴。

　　不过，从那次以后，也有一种议论，说我们江苏的水利重大轻小、好大喜功。我们不听那一套，水利事业最得讲究实际，该大就得大，该小就得小。江苏的地形，苏北大面积是平原，苏南大面积也是平原，没有大型骨干工程，小型的往哪里配套？没有大型的水利工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人民的事业，只要可能，当然办得越大越好。

　　回到苏北后，我立即在淮安召集县委会议。我传达了周总理三省共保、蓄泄兼施的方针。针对一些干部群众中存在的帮中上游泄洪，却要在我们苏北动迁占地出工的吃亏思想，我说：淮河本来是一条好河，封建统治者让它成了一条害河。中央作出了根治淮河的决定，在过去一年中，淮河中上游的人民已经做了许多重要的工程，取得很大成绩。我们苏北人过去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也要气魄大一点，敞开大门，让河南安徽的水下来，直奔大海！鲁皖两省为治理淮河、支援江苏的水利事业已经提供了很多帮助，现在是我们苏北人民回报他们的时候了。我们三省的人民，同在一条河边，同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当然要同甘共苦，一起过好日子！

　　我和钱正英、布可夫会合，再一次考察灌溉总渠的龙头工程高良涧闸的选址。在扬州见面时已经傍黑。我们商量明天的行程，是陆路还是水路？陆路距离短，但路况恶劣，颠得很。水路当然舒服，但小轮船慢得很。

　　熊梯云一个劲动员我们坐船；我性急，能坐车哪肯坐船。我不耐烦：定了坐车，熊梯云你婆婆妈妈干什么？当即决定把船退了，坐车。熊梯云不好再说什么。钱正英看我定下来了，也不说什么，回房休息了。我和熊梯云又商量了一些其他事情，正准备睡呢，熊梯云才告诉我，钱正英已怀第一个孩子，七个月了。我急了，说你怎么不早说呢！我是感觉到钱正英走路有点异样，但对女同志又不好盯住看，再重新安排也来不及了。

　　第二天上路，我让顾静陪钱正英坐一个车，再调了个医务人员来，万一有什么事也好照应。我和布可夫、老熊及随员挤一个车，布可夫对我吹胡子瞪眼，说你们中国党什么都好，就是不会照顾女人，农识，一点骑士风度也没有。熊梯云和布可夫平时互不买帐，这时倒一致得很。我没话说，是我粗心。从高良涧回淮阴，正下大雨，又不通车，冒雨走了好长一段，更是一路上听他们数落埋怨。

　　钱正英知道在建国初期上这个工程，来之不易，矛盾很多，离不开她。她不肯离开工地去生孩子，她甚至考虑要坚持在工地，不要孩子，所以她怀孕后一直不离开。直到9月份了，才回上海，10月份就生了。

　　1951年冬，苏北各县五十万民工上了工地，水利部特派一个水利营来助阵。各县都由县委或县长亲自带队。11月下旬，工地上飘起了鹅毛大雪，为了赶工期，各县组织增援，最多时民工达八十万人。一条长一百六十八公里的人工入海通道，开挖土方八千万立方米，排洪量达七百秒立方米，仅用了八十个晴天，就完成了，还同时完成了高良涧闸、淮安运东闸、六垛三座节制闸。

　　5月和10月，三批世界各国的友人来灌溉总渠参观，他们听了介绍，激动地说：圣经上说要修一条通往天堂之路，靠神的力量没有修起来，如今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双手正在修一条天堂之路。他们在水利工地上和民工一起喊号子打夯，干得汗流浃背。

　　苏联有一位青年水利专家，很漂亮的一位姑娘，听了介绍说第二年夏汛前就要竣工放水，说什么也不信。布可夫在一边说中国人比俄罗斯人要勤劳，能吃苦，她还是不信，盯住了熊梯云要打赌，说第二年她还要来。熊梯云说打赌就打赌，欢迎你再来。第二年竣工典礼，她果然来了，输得心服口服，对熊梯云佩服得不得了，也亲热得不得了。熊梯云打赌时凶得很，这时候成了赢家，胆子反而小了，封建脑袋，连一张照片也不肯跟人家拍，被那个俄罗斯姑娘追得直躲。

　　在中原和苏北大地上横行肆虐了七百余年的淮河洪水，从此有了自己的入海通道。当然了，从现在的角度看，当时气魄还不够大，作为淮河的入海通道，总渠的规模还是太小了。

　　布可夫提供了苏联的先进工艺技术，并和王元颐一起设计了我们江苏第一座大型节制闸。这座长七百米、泄洪流量达一万二千秒立方米的的大闸，仅用了九个月就完工了。

　　当我在冰天雪地却又热火朝天的工地慰问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时，我恍如回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上。那时，百万战士和支前的农民，为了自己的翻身解放，前赴后继；而如今，他们为了自己的和子孙万代的幸福，创造了何等惊人的伟业！降龙缚蛟除民害，挥笔蘸血改地图，我为我是他们之间的一分子而甚感自豪。

　　江苏大兴水利，得到了中央和华东局、淮委的全力支持。曾山同志是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兼任淮委主任。他在治水开始时，就强调要尊重科学，尊重专家，尊重工程技术人员。在组建水利队伍时，各级党委都认真贯彻了他的指示。当时，我们党内像吴觉、钱正英、熊梯云这样既懂行又能独当一面的水利人材并不多，但因为能够广纳贤才，尊重党内外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使他们有职有权，使他们有用武之地，我们很快地就集聚了一支门类齐全、人材济济的水利科学队伍。

　　曾山同志的倡导，还培养了我们科学决策、决策的良好作风。每一个工程，都要组织大批科技力量反复地实地勘查，各级领导都自觉参加；也都要经过反复论证。在论证过程中，难免有不同意见，有时还尖锐对立。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在决策前，听取各种意见、各种方案的争论的。水利工程，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巨大，稍有不慎，便会造成巨大的浪费，甚至产生负效应，甚至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一开始搞水利，除了有优势外，对水利是十足的外行，即使后来学了一点，和专家们比较起来还是小半瓶子醋。不懂就是不懂，切不可装懂。

　　在决策过程中，我们有意营造讨论和争论的空气，往往最好的决策和方案就在各执一端的争论中产生。经过反复争论再决策，心里踏实；大家一条声拥护，不说反对意见，心里反而紧张。我们和专家们是战友和朋友，为了同一事业同甘共苦，无论是党内党外的专家，以至和苏联专家布可夫，都有过面红耳赤的争论。争论，促进了我们的事业和友情。

　　淮委设在蚌埠，是统管鲁苏皖三省治淮的前方指挥部，下属单位有一百多个，仅1951年一年就接收了一千三百多个水利或相关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更不用说通过各种渠道请来的专家学者了。在三省工程集中的时期，淮委指挥、调度着所有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