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彩体育手机版从科学改革中激发破局力量──试论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与十四届全国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标志着中国吹响了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号角。处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历史延长线上，此次改革，既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着力破解深层体制机制障碍”的要求，使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也体现出中国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更成熟地驾驭改革、为改革定向领航的自觉。

　　天津北方网讯：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与十四届全国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标志着中国吹响了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号角。处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历史延长线上，此次改革，既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着力破解深层体制机制障碍”的要求，使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也体现出中国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更成熟地驾驭改革、为改革定向领航的自觉。

　　深入解析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要义，不仅要从“应时而变、因事制宜”的角度着眼，还需要同时注意凝练贯通改革实践中的规律线索，更好把握改革全局，总结科学改革的原则与经验。由此，对改革的有效阐释便能反哺改革的有益实践，更充分激发出中国之制中内涵的高质量发展与治理现代化潜力，使之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

　　以科技与金融领域的机构改革为例。一方面，经过长期积累，中国正稳步实现着现代化进程中的赶超战略，促使国家力量对比格局朝向有利方向转变。然而，面对AI与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胎动给“东升西降”趋势带来新变数的现实，中国要想化危为机，抢占科技创新战略制高点，就必须从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方面去寻求直道超车的动力。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充分发挥，又需要以准确定义“何为大事”、理解“如何有利于办大事”的科学规律为改革认识前提。事实上，此次改革之所以体现出科学改革的性质，就在于主动给重组科学技术部的职能做减法，使之更明确自身的定位与使命，聚焦于统筹协调科技创新的核心大事，并以更专业化、科学化的管理助推创新。另一方面，面对我国金融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金融风险增大、相关监管需求激增的局面，亟须建设高标准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理顺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协调关系等挑战，同样需要在科学改革中提升监管实效。相应的，通过新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并进一步整合重组机构、完善管理体制、将金融管理部门人员纳入国家公务员统一规范管理，此次金融领域的改革则更多体现出给监管职能做加法的特征。尽管从表面上看，以上两个领域内的改革举措与思路似乎大异其趣，但究其本质，无论是对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的认识由大包揽、广布局的初级阶段，进化到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下专职分化、聚力主业的层次；还是借鉴发达国家过度依赖市场自发调节功能的教训，坚持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其实都体现出党和国家已经更准确地把握了机构改革中合与分、减与增、统与放的辩证法。因此，正是在不断深化对科学改革规律认识的支持下，作为一个整体的机构改革也必将沿着更趋合理的方向稳步推进。

　　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之前的机构改革史，机构增减与归并往往体现出大开大合的特点，而在以“精简”为主旨的编制改革中，人员编制规模的压缩与扩大也经历过多轮反复。这种改革特征，固然源于大国的治理与改革无现成经验可循，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连续性与力度把控方面的不尽合理客观上也加剧了相关举措带来的短期冲击，增加了改革成本，影响到改革共识的凝聚。有鉴于此，此次机构改革已不再执著于单纯的“精兵简政”思路，而是遵循清晰的问题导向，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意识地保持此前重大改革成果的稳定基本盘，转而在精准化改革中更好处理改革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关系。具体而言，此次改革更多采用了在此前完成的“大部制”改革框架内进行统属变更、机构重组、职能调整，以及将部分机构纳入直属机构的做法。这既意味着对已有改革成果的肯定与继承，也减小了部委层级的撤并所带来的短期影响，还适应了不同发展阶段对特定机构提出的动态要求。同时，此次改革明确意识到，科学的机构改革不等于简单地并机构、砍编制、减人员，而是要真正找到结构性矛盾的痛点，对症下药。因此，此次精减编制的主要目的被设定为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而非传统的“减员增效”。并且统筹考虑到了中央与地方机构改革的不同特点，赋予地方改革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是明确提出“县、乡两级不作精减要求”，从而使改革中的基层治理不致陷入“编制不足编外补”的困境，也避免了额外增加基层工作人员工作负担、挫伤其积极性的问题。而在金融监管系统与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中，通过宏观与基层监管人员结构的调整，以及撤并机构与管理规范调整的衔接，也体现出准确把握结构性问题痛点与减小改革冲击相统一的科学改革意识。显而易见，与此前的改革相比，由于此次机构改革更加注重改革本身的连续性，更加审慎地对待改革所带来的多重影响问题，使改革摆脱了“为改而改”的盲目性，在纵横两轴上都更具整体性，从而也为后续改革奠定了稳健地实现迭代更新的新基调。

　　驱动此次改革的问题导向，还集中反映出党和国家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主要矛盾与风险挑战的科学把握

　　此次改革除了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强金融监管服务、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统筹乡村振兴等发展维度问题上聚焦发力外，也基于对内外风险挑战的科学研判，实现了对发展与分配、增长与稳定相关工作的统筹安排。比如，增设的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能范畴，广泛涵盖了人民信访、人民建议征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与改革转型发展、多类企业及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这既是为了加强党中央对全部社会工作的集中领导，解决以往社会工作部门职责与人力资源分散的问题，更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回应群众期待，改变当前我国社会服务、社会管理与民生保障体系建设水平相对滞后的现实。尤其是在从中央到省市县贯通式地建立起社会工作部门体系后，许多社会工作领域的中央政策就具备了“一杆到底”的条件，也就更有利于拉近基层群众与中央的距离，克服官僚主义，保持优良的党风、政风。由此，一个更有效的诉求输入-处理-输出-反馈-改进的党政系统，就能够及时发现与化解社会矛盾风险，彰显出我国社会工作的人民中心立场，发挥中国式现代化集中统一领导下办好社会工作的制度优势。同理，将老龄工作并入民政部职责范畴，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国家战略，在“大民政”体系中办好相关社会保障事业，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有力改革举措。再如，无论在应对发展维度还是治理维度的问题，总体观都有机融入了机构改革理念中。比如科技创新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议题的结合、金融行业发展与加强监管议题的结合、助推数字经济与保持数据安全议题结合、改进社会工作与维护人民利益议题的结合等，都始终贯穿着建构大安全格局的思路。总而言之，纵观此次机构改革，不难发现，要准确理解改革的缘起与原理，始终离不开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主要矛盾形势与风险挑战的科学研判。也正是因为党和国家对改革认识的深化，才使我们不仅意识到继续以改革谋发展的意义，也同时看到了直面改革带来现实矛盾的必要性。实践证明，成功的改革不仅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也需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充分地从改革发展中获益，从而形成改革惠及民生，民心认同改革的良性循环格局。因此，此次机构坚持问题导向下不断克服困难、完善改革，自觉回应人民群众的改革关切，也正是一种真正对改革负责的科学改革态度的体现。

　　毋庸置疑，新一轮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在中国党对于治党逻辑与治国逻辑相统一规律有了更深入、科学把握的前提下付诸实施的。这项贯穿着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红线的复杂系统工程兼具了行政性事业与性事业的性质。它的成功，有赖于改革经验的不断积累与始终坚持立足本土、实事求是、人民至上、科学改革的改革理念。经过四十多年的探索，中国的改革已经逐渐从自发阶段迈向自为阶段，只要沿着科学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拥有改革助力的中国式现代化将不仅更好解决中国问题，更会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作者林毅为清华大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